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茶叶文化武夷茶史话

中华茶史,阅:19次,时间:2019-4-23

一、历史悠久

名山出名茶,茶叶拼配口诀名茶耀名山。幔婷茶叶型号102武夷山与武夷茶双绝人寰,著称于世。

武夷山何时有茶?据当代茶叶专家陈椽等考证,我国茶叶在二世纪时由西南向东南传播,不久武夷山就有茶了。武夷岩茶最早被人称颂,可追溯到南朝时期(公元479~502年),而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之于唐朝元和年间(公元806~820年),孙樵写的《送茶与焦刑部书》(见《崇安县志》第19卷)。孙樵在赠送武夷岩茶给达官显贵的一封信札中写道:“晚甘侯十五人,遣侍斋阁。此徒皆乘雷而摘,拜水而和。盖建阳丹山碧水之乡,月涧云龛之品,慎勿贱用之!”孙樵在这封信中,把出产在“建阳丹山碧水之乡”的茶,用拟人化的笔法,美称为“晚甘侯”。“晚甘”,甘香浓馥,美味无穷之意。“侯”,乃尊称。“碧水丹山”是南朝作家江淹对武夷山的赞语。当时崇安县尚未建置,武夷山属于建阳县,故信中称“建阳丹山碧水”。因此说孙樵所送的茶乃武夷山所产。从此,“晚甘侯”遂成为武夷岩茶最早的茶名。清朝闽北人蒋蘅写的《晚甘侯传》一文中,更是通篇以拟人化的笔法,酣畅淋漓地为武夷岩茶写传。他写道:“晚甘侯,甘氏如荠,字森伯,闽之建溪人也。世居武夷丹山碧水之乡,月涧云龛之奥。甘氏聚族其间,率皆茹露饮泉,倚岩据壁,独得山水灵异,气性森严,芳洁迥出尘表……大约森伯之为人,见若面目严冷,实则和而且正;始若苦口难茹,久则淡而弥旨,君子人也。”该传沿用了前人对武夷岩茶的美称——“晚甘侯”,以拟人化的笔法记述了它的姓名和表字:姓甘,名如荠,字森伯。作者巧妙地用了《诗经》中的典故,予武夷岩茶以姓名:甘如荠。《诗经·邶风·谷风》云:“谁谓茶苦?其甘如荠!”《晚甘侯》作者匠心独具,为甘甜美味的武夷岩茶取了出典于《诗经》的尊姓大名,令人解颐生津。传中还把武夷岩茶的“茶品”拟人化为“人品”,赞之曰:“君子人也!”足以与周敦颐称莲花为“花之君子”相媲美。

唐代诗人徐夤有诗云:“武夷春暖月初圆,采摘新草献地仙。飞鹊印成香腊片,啼猿溪走木兰船。金槽和碾沉香末,冰碗轻涵翠缕烟,分赠恩深知最异,晚铛宜煮北山泉。”(见《中国古代茶诗选》),诗人不但高度评价武夷茶,而且说明武夷茶从研膏转为腊片,且印有飞鹊等装饰图案。值得提及的是,中国第一茶圣陆羽在晚年慕名来到武夷山,写有《武夷山记》,对武夷君的神话传说,表示兴趣,遂记之。虽然此记已佚,但是从其他的书、志的注释中,尚能见到片言段语。该记当是陆羽在晚年蛰居江西上饶时所撰,于《茶经》的成书之后若干年,因此也是《茶经》上未见武夷茶记载的原因之一。为此肯定武夷茶在唐代已有之,且名度很高,深得文人赞赏,引得垂将老矣的陆羽慕名而来。

自唐代孙樵称武夷茶为“晚甘侯”后,历代多有讴歌其者。宋朝陶谷著《荈茗录》写道:“汤悦有森伯颂,盖茶也,方饮而森烈严乎齿牙;既久,四肢森然,二义一名,非熟夫汤瓯境界者,谁能目之。”森伯既是超群的好茶,而要能体会森伯的佳妙之处,非熟练的评茶者莫属。那么,谁是“森伯”的知遇者呢?《晚甘侯传》云:“森伯之祖,尝与王肃善。”于是,王肃可以肯定是早期与武夷岩茶(森伯之祖)神交的一位雅士了。宋朝叶清臣在《述煮茶小品》中也说:“王肃癖于茗饮,”这也说明他算得上一位精于品茶的人。南北朝时期,王肃的父亲王奂在南齐任尚书右仆射(中书郎,宰相的助手),很可能得到进贡的武夷岩茶礼品。因此,当代著名茶叶专家陈椽据此论证:武夷茶约在距今1500年前的南朝时已初具名度。而北宋大文学家苏轼写的一篇散文《叶嘉传》,也是以拟人化手法记述武夷岩茶的一篇佳作。文章把茶树这种嘉木誉为“叶嘉”,意为“茶叶嘉美”。苏轼为之立传,并在传中曰:“上(汉帝)惊,敕建安太守召嘉,给传,遣诣京师”。从《叶嘉传》里,我们又可以推测说武夷茶早在约二千年前的汉朝就可能有之,但由于这篇散文略带虚构成份,且有唐代陆羽(733-804)《茶经》在汉帝之前之误,所以不宜作为信史。至于武夷岩茶早在何时问世?不妨当作“武夷岩茶之谜”,让今人去考证。在未有确实答案之前,权以范仲淹的诗句:“武夷仙人从古栽”作为浪漫的“定论”吧!

二、鼎盛时期

北宋太平兴国初年,朝廷特置龙凤模印,遣使到建州,监造团茶以别一般的庶饮,龙团凤饼从此诞生。当然也包括产于碧水丹山的武夷奇茗。由于当时崇安尚未建县,而建州的州治建安县已为人们所熟知,所以龙凤团茶也称为北苑茶。北宋淳化五年(公元994年),崇安县正式建县,武夷山逐步走向兴盛,文人墨客,达官显宦,释家羽士纷至沓来,名声日高,武夷渐脱“北苑”之统称而独步傲立于茶坛,加之诗人的吟咏,武夷岩茶的名气大盛。民国《崇安县新志》载:“宋时范仲淹、欧阳修、梅圣俞、苏轼、蔡襄、丁谓、剂子翚、朱熹等从而张之,武夷茶遂驰名天下。”苏轼在咏茶诗中写道:“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,前丁后蔡相笼加。争新买宠各出意,今年斗品充官茶……”由此说明武夷岩茶已经脱颖而出,崛起于岩壑之间,为名家所津津乐道,并开始步入皇家宫室,享誉于朝廷。与此同时,武夷名丛如铁罗汉、坠柳条也开始形成。清朝学者郭伯苍在《闽产录异》中曾记述:清时山中仍有这两种名丛,皆为宋朝留存下来的茶树,“各仅有一棵,年产少许,为无价宝。”

宋朝南渡以后,来武夷山游览、讲学、隐居者日增,武夷山极为兴盛。儒家羽士、文人墨客,荟萃山中,斗茶品茗,以茶论文,以文论道,极一时之盛,茶事因之兴旺。著名诗人陆游到此赞曰:“建溪官茶天下绝”。(按,建溪起源于武夷山,流经崇安、建阳至建瓯。建溪泛指该三县。)从这诗里,足证武夷茶新军突起,已与北苑茶同负盛名。朱熹在隐屏峰下构筑精舍,著书立说,授经讲学,聚友品茗,可谓是山中大隐者,颇具雅兴,他利用九曲溪上的一块有罅隙的天然石头当做茶灶,以倡导茶事,并咏诗曰:“仙翁遗石灶,宛在水中央。饮罢方舟去,茶烟袅细香。”传说隐屏峰下,旧有朱熹手植茶一株,因山僧不堪县官铢求,潜以沸汤浇之遂枯的故事。有清人诗句为证:“县官不解修祠祀,但索文公手植茶。”朱熹在寓居武夷山之时,还亲自携篓去茶园采茶,以此为乐事,并以《茶坂》为题赋诗曰:“携籯北岭西,采撷供茗饮。一啜夜心寒,跏趺谢衾影。”八仙之一的吕洞宾的游武夷诗也咏及武夷茶:“所将白石与青精,漫燃龙竹闲烹煮。武夷之山秀且高,参元堪把死生逃。”(见《武夷山志》22卷)青精指武夷茶,这位云游道士对武夷山水、茶叶注满情感。“两腋清风起,我欲上蓬莱”,这是武夷著名道士白玉蟾的《水调歌头·咏茶》中词句,茶如灵丹,清人脾胃。

近年,武夷山市志办方留章先生,收到来自蜀省万源县友人惠寄的信札、资料等,言及于1988年在该县石窝乡古社坪村,发现一方完整的石刻,记载着北宋元符二年(公元1099年)王雅父子从福建武夷山移植茶苗于本地种植的始未。碑云“……时在元符二载,月应夹钟,当万卉萌芽之盛,阳和煦气已发。前氏府君王雅与令男王敏,得建溪绿茗,于此种植……”。此碑中虽写的是“建溪绿茗”,但在此的前几十年,范仲淹诗已经说明“溪边之茶”乃“武夷仙人从古栽”,因此说其是武夷之茶,并不牵强。可见,由于武夷茶在当时享誉极高,名声远播,身价不凡,为国人迢迢而求之品。其青出于蓝,返回巴蜀,荣归故里,理所当然。

凡此说明在宋代脱颖而出、崛起于碧水丹山的武夷茶,与武夷名山同映辉煌,为名家所津津乐道,并开始跻身于皇家宫廷,享誉于朝野,与当时全国兴起的品茶、斗茶、分茶之风尚和合共鸣,集一时之盛,享非凡之誉,乃武夷岩茶千古流芳之缘也。

三、朝贡珍品

宋时,由于地方官员的争宠,武夷岩茶名声日高,已悄然进入京都皇室,但真正列为贡御之品而生产制作的还在元、明两朝。

元朝至元十六年(公元1279年),浙江省平章高兴路过武夷山,监制了“石乳”茶数斤入献皇宫,深得皇帝爱赏。至元十九年(公元1282年),高兴又命令崇安县令亲自监制贡茶,“岁贡二十斤,采摘户凡八十。”大德五年(公元1301年),高兴的儿子高久住任邵武路总管之职,就近到武夷山督造贡茶。第二年即大德六年(公元1302年),他在武夷山九曲溪之第四曲溪畔的平坂之处创设了皇家焙茶局,称之为“御茶园”。从此,武夷岩茶正式成为献给朝廷的贡品,每年必须精工制成龙团饼,沿着驿站递送进入大都(今北京)。当时御茶园的建筑物巍峨、华丽,完全按照皇家的规格模式设计和构建。进了仁凤门,迎面就是拜发殿(亦名“第一春”殿),还有清神堂、思敬堂、焙芳堂、宴嘉亭、宜寂亭、浮光亭、碧云桥。又有通仙井,覆以龙亭,称之为通仙亭,“皆极丹陛之盛。”

御茶园设有场官、工员。场官主管岁贡之事。后来贡制扩大,采摘、制茶的农户增加到250户,采茶360斤,制龙团五千饼。元泰定三年(公元1326年),崇安县令张瑞本在御茶园的左右侧各建一场,悬挂“茶场”的大匾。元至顺二年(公元1332年),建宁总管在通仙井之畔建筑一个高五尺的高台,称为“喊山台”,山上还建造了喊山寺,供奉茶神。每年惊蛰之日,御茶园官吏偕县丞等一定要亲自登临喊山台,祭祀茶神。祭文曰:“惟神,默运化机,地钟和气,物产灵芽,先春特异,石乳流香,龙团佳味,贡于天下,万年无替!资尔神功,用申当祭。”祭毕,隶卒鸣金击鼓,鞭炮声响,红烛高烧,茶家拥集台下。同声高喊:“茶发芽!茶发芽!”响彻山谷,回音不绝。在回荡嘹亮的喊山声中,通仙井的井水慢慢上溢,甚为奇异。有人解释之当时已是惊蛰,地气温热,加之祭祀茶神时火熏热炙,地温增高,井水渐溢,这是可能发生的现象,“茶神享醴,井水上溢”之说无非增加一种神奇的色彩,并非迷信,无可厚非。茶农因称通仙井的井水为“呼来泉”。

武夷贡茶鼎盛于元朝。元亡明兴,贡茶制度仍沿袭前朝,明洪武二十四年(公元1391年),皇帝朱元璋诏令全国产茶之地按规定的每岁贡额送京,并诏颁福建建宁(按,武夷山当时归属于建宁府)所贡的茶为上品。茶名有四:探春、先春、次春、紫笋,并下令不得辗捣为“大小龙团”,按新的制作方法改制成为芽茶入贡。嘉靖三十六年(公元1557年)由于御茶园疏于管理,茶树枯败,茶业衰落,武夷岩茶遂免于进贡。御茶园前后经历255年。它的兴废,引起了后人的深深喟叹。编纂《武夷山志》的清人董天工在《贡茶有感》中写道:“武夷粟粒芽,采摘献天家,火分一二候,春别次初嘉;壑源难比拟,北苑敢矜夸。贡自高兴始,端明千古污。”御茶园精制贡茶,取悦天子,源于进献贡茶的北宋蔡襄(曾任端明殿学士),其造成加重茶农负担,理应受到抨击。但由于御茶园悉心栽培和精工制作贡茶,使武夷岩茶品质益精,影响日大,独秀于茶坛,称雄于建州,为世人青睐,被皇帝天子所确认,进一步确定了武夷岩茶正统的高贵地位,其客观功绩是不可磨灭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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